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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究成败的偶然性与历史的必然性 —
汉武帝以军事进攻打破了匈奴的优势，汉宣帝则在这一战争遗产之上，以武装威慑、外交联盟和礼仪克制促成呼韩邪单于称臣。王莽继承的本是宣帝以来相对稳定的边境格局，却在国力转弱时主动打破平衡。与匈奴关系的恶化又沿着汉代边疆体系向西域、东北和西南传导，加之他在各地复制降格羞辱和强制惩罚的治理方式，新朝遂由一处争端走向多线失控。本文首先探讨汉代华夷秩序观的思想与制度基础，再追溯西汉对外政策的演进，继而叙述王莽事四夷的过程，最后评价其战略目标和政策手段与王朝败亡之间的关系。
一、对外政策的思想理论来源
（一）汉代形成的世界秩序观
汉代人对世界的认知已经突破了“中国即天下”的眼界范畴。战国以来的地理知识已经使“中国”与整个物理世界有所区别。邹衍所说的“大九洲”，认为海内禹贡九州只是“赤县神州”的内部区划，而赤县神州又只是九个大洲之一。司马迁概述其说，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各洲之外又有海环绕。[1]虽然这一理论没有提供一幅可靠的世界地图，但它表明，秦汉的知识人士已经能够在地理意义上承认中国只是世界的一部分。余英时据此指出，秦汉文献中的“海内”更接近地理范围，“天下”则逐渐成为政治性概念，即皇帝受命统治的秩序空间。[2]
地理上的有限并未取消政治文化上的中心。汉人真正关心的，不是为整个已知世界建立一套平等的国际法，而是以中国王朝为中心，安排与周边政治共同体的远近亲疏与尊卑体系。对此，“五服论”提供了最有影响的空间模型。《禹贡》依次列出甸服、侯服、绥服、要服与荒服：王畿居中，诸侯及受王化较深者环列其外，蛮夷所在的要服和荒服处于秩序边缘。[3]这套结构并不意味着中央可以实际统治每一个地带，其要义是用同心层级表达内外之别：距离中心越远，政治约束越松，贡献义务越少；最外层的部族可以保有较强自治，只需以低频率的朝见或贡纳确认关系。余英时所说，五服论“无非是叙述内部和外部地区之间相对的二等分法”，揭示了这种关系的属性：对荒服而言，要服是内；对要服而言，绥服又是内。[4]
“贡纳制”则把这种空间等级转化为可以操作的政治仪式。周边首领遣使入朝，通过献方物、接受册封与印绶等一系列仪式，表面上表示对天子德威的承认；皇帝回赐金帛、衣冠、车马，有时还提供粮食、武器或军事保护。可见，这不是单向度的经济榨取。不过，在实际交往中，中原王朝的回赐往往高于贡品价值，贡纳因而兼有外交交换、贸易通道与政治承认三重功能。对王朝而言，贡使到来证明“远人来服”；对边疆政权而言，入朝可以换取财富、名号和安全保障。汉代朝贡体系的稳定，取决于双方都能从这种不对称的关系中获得现实利益。[5]
贡纳秩序的另一特征，是名义上的普遍性与实际控制的局部性并存。汉廷可以在诏书中把四夷都写成天子德化所及，却只能在河西、朝鲜郡县、西南交通线和部分西域国家保持较稳定的行政或军事存在。距离更远、力量更强的政权，往往根据自身处境决定是否来朝。朝贡中断不必然等于战争，入朝称臣也不等于放弃独立军事能力。汉朝真正能够维持的，是一套以交通、互市、册封和保护为支点的关系网络，而不是对所有外部地区的日常统治。王莽后来把仪式宣称误作既成事实，正是没有充分区分这两个层次。
因此，华夷秩序既是观念，也是制度。它的灵活性在于，在主张中心与边缘等级差别的同时，允许边缘保持不同程度的自治。宣帝甘露三年，呼韩邪单于入朝，萧望之主张不要按普通臣属礼仪压低其地位，理由正是匈奴处于荒服，其来朝应视为敌国君长自愿归附。宣帝采纳这一意见，以客礼待之，位置在诸侯王之上。[6]这说明五服之说并不必然导向强制同化。恰当运用时，它反而可以为差等礼仪提供依据，使汉廷在确认中心地位的同时，承认边疆政治体的特殊性。汉代对外关系的弹性，正来自理想秩序与现实力量之间的不断调节。
（二）华夷秩序观对王莽的影响
汉儒区分华夷，主要依据并不只是血缘或地域，而是礼义文化。夷狄若接受衣冠、礼法与王化，可以被视为趋近诸夏；诸夏若背弃礼义，也可能被斥为夷狄。这种以文化优劣划界的观念带有强烈的文化自信，也保留了身份转化的可能。《春秋公羊传》以“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说明叙事由近及远，又问“王者欲一乎天下”，回答“言自近者始也”。[7]其逻辑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王化可以渐进扩展，华夷不是永远封闭；另一方面，未入王化者在现实政治中仍被置于外部，并可成为征讨或惩罚的对象。德治主义的普遍性与排夷倾向由此并存。
王莽正是在这一经学张力中理解对外关系的。他熟悉古文经学所重的礼制秩序，又热衷把制度复古落实为名号、服色、官制和仪礼。《礼记》说“天无二日，土无二王” [8]，强调政治空间只能有一个最高权威；《礼运》所描绘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9]，又为天下一统提供了道德目标。当这些命题被直接移用于外交，周边君长的独立名号便容易被看作对“一王”秩序的冒犯，印绶中“玺”与“章”、称“王”还是称“侯”，也不再只是外交惯例，而成为天命是否贯彻的象征。
东晋次据此认为，王莽把《礼记》的大一统观与《公羊》学的渐进王化、排夷意识结合起来：他相信文化秩序终将覆盖四方，同时又需要通过夷狄这个外部对象，凸显新朝的文明中心地位。[10]在政治功能上，构建“夷狄”这一外部对象，也有助于强化内部认同：新王朝刚刚取代汉室，合法性仍待确认，若能使四方同时接受新印、新号和新礼，便可将“新室受命”从国内符命扩展为天下事实。按此理解，对匈奴等政权的强硬，既是边疆政策，也是新朝合法性表演的一部分。
但问题在于，礼制上的普遍主义只有在国家实力与利益交换的支撑下，才能转化为可维持的国际秩序。王莽却常把名分本身当成力量，把对方接受新号当成真实的服从。他并非不知道厚赐、册封和军事威慑的重要性，但把这些现实工具都服务于“正名”：先用金帛诱使接受，不能接受时则以威压强制，即使边患未解，也可凭改名制造秩序已经恢复的表象。这套逻辑后来在匈奴、西域、高句骊和句町等四方边疆反复出现。
二、西汉建立的疆域基础
（一）匈奴的历史地位
秦汉统一以后，匈奴是中原王朝首先面对、也是最具持续压力的强大外敌。此后两千年多里，“匈奴”成为了中华民族对抗外敌入侵集体记忆的代名词——“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岳飞一曲《满江红》唱出了这个部族在中国对外关系史和对外战争史上的重要地位。
匈奴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北边战争本身，还在于它能够影响西域、乌桓、乌孙、羌人与东北诸族的选择。谁控制河套、河西和漠南交通，谁就更有能力地支配草原与绿洲之间的人畜和商路。因而汉匈力量的消长，构成了汉代整个边疆体系的枢纽。王莽对匈奴关系的破坏之所以迅速波及西域和东北，正因为这些区域并非彼此隔绝，而是处在同一个权力网络中。
冒顿单于在秦末汉初完成了匈奴的政治整合。他先破东胡，西逐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又收复蒙恬所夺之地。当中原陷于楚汉战争时，匈奴已拥有“控弦之士三十馀万”[11]，这开启了一个高度机动的骑兵政权与一个战后疲惫的农耕帝国之间的长期竞争。 此后两百余年，匈奴问题几乎总能牵动中原王朝的方方面面，深刻影响着汉朝的财政、交通、兵制与外交。
（二）汉初的防御政策
高帝七年，刘邦乘韩王信叛乱之势北击匈奴。冒顿故意示弱，将精兵和肥壮牲畜隐藏起来，诱使汉军深入。刘邦率先抵达平城，步骑未能会合，遂被匈奴围于白登七日，内外不得相救。陈平以计说动阏氏，冒顿才开一角，汉军乘雾突围。[12]白登之围使汉廷认识到，战后军队尚不能在草原环境中与冒顿主力决战。此后刘敬建议和亲，以宗室女嫁单于，岁奉絮缯酒米，约为兄弟之国，试图以婚姻和馈赠换取边境喘息。
和亲并不意味着真正的和平。文景时期，汉朝一面“复修和亲”，在关市与赠遗上满足匈奴，一面仍不断修塞屯兵。[13]匈奴则可在需要时撕毁约定，深入上郡、云中、辽西等地。和亲的真实功能，是以较低的即期成本延缓全面战争，为汉朝恢复人口和战力争取时间，但它不能消除双方在势力范围争夺上的结构性冲突。钱穆概括其局限时指出，和亲背后仍需馈赠与互市，而“和亲政策终于不可久”，长边防御又有“攻者一点，防者千里”的不利，单靠守塞无法永久制止机动骑兵的袭扰。[14]
从高帝到景帝，汉匈双方对“兄弟之国”的理解也并不相同。汉廷希望以岁币和婚姻换取边界稳定，匈奴则把和亲视为在保持军事优势前提下取得物资的一种方式，必要时仍可通过犯边提高交换条件。匈奴每次深入，汉朝都要临时征兵转粮，加强京师警戒，即使不发生大会战，防御成本也持续存在。更重要的是，河套仍在匈奴手中，长安及关中始终承受近距离威胁。到武帝初年，继续和亲固然可以推迟冲突，却无法改变对方掌握战略主动权的格局，转守为攻遂同时具有了必要性与风险性。
（三）汉武帝转守为攻
武帝初年并未立即废弃和亲。《汉书》说他“明和亲约束，厚遇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也愿往来长城之下。真正的转折发生于元光二年的马邑之谋。聂壹假装献出马邑，引诱军臣单于率十万骑入武州塞，汉军三十余万埋伏于马邑附近，准备一举歼敌。单于途中见牲畜遍野而无人放牧，心生疑虑，攻取边亭后从降吏口中得知伏兵，遂立即北撤。[15]此役没有交战，却使双方的关系从有约束的竞争转入公开战争。武帝由此逐渐建立了一条从河套、河西到漠北的进攻路线。
马邑失败后，汉军并未立即形成压倒性优势。元光六年，武帝分四路出兵，卫青从上谷深入龙城，虽只获数百人，却是汉军首次深入匈奴祭天重地并全师而还。公孙敖、李广等路则有败绩。此后卫青连续从雁门和云中出击，逐步熟悉草原侦察、骑兵编组和远程补给。可见，马邑之败成为了促使汉军调整战略，转向由多次骑兵战役积累经验，再夺取可供屯戍和转输的战略节点。
第一步是夺取河南（河套）。元朔二年，卫青、李息出云中，沿黄河向西迂回，击破楼烦、白羊王，收复河套以南地区。汉廷设置朔方、五原郡，迁徙民众，修复蒙恬旧塞。河套本来像伸入关中的弓背，匈奴据此可南下威胁长安，汉朝控制朔方后，则获得了出击漠南的前进基地，也把北边防线推到黄河一线。但建设新郡和转运粮食的负担随之而来，《平准书》记载“兴十万馀人筑卫朔方，转漕甚辽远”，山东各地都受其劳。[16]
第二步是打通河西。元狩二年，霍去病春夏两度从陇西、北地深入，越焉支山、居延，重创匈奴右翼。匈奴单于因河西损失欲诛昆邪王、休屠王，二王惧而谋降。休屠王中途反悔，被昆邪王所杀，昆邪王遂率四万余众归汉。汉廷以其地置武威、酒泉，后来又增张掖、敦煌，河西四郡由此成为通往西域的走廊，构成了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17]汉朝的这一胜利不仅获得了土地，也切断了匈奴与羌人的联络，削弱了匈奴对西域诸国的控制，使张骞通西域后的外交构想有了可靠的交通线。
河西的价值还在于把军事行动与外交网络连接了起来。张骞第一次出使虽未能促成大月氏夹击匈奴，却带回了西域的道路、物产和各国关系的信息；第二次出使乌孙，则以厚赂和联姻争取草原西缘的盟友。汉朝占据河西后，可以在酒泉和敦煌设置驿站亭障，并进行屯田，为使者商旅与军队提供连续保障。此后西域诸国在汉与匈奴之间的选择，不再只取决于匈奴骑兵是否临境，也取决于汉朝能否通过河西走廊及时提供保护。武帝的军事成果由此成为宣帝外交成功的物质前提。
第三步是漠北决战。元狩四年，汉朝“粟马”之后发十万骑，另有数十万步兵与转输人员，由卫青、霍去病分道绝幕。卫青在大漠以北遭遇单于主力，以武刚车自环为阵，继而两翼包抄。单于见势不支，率数百骑突围。霍去病则深入二千余里，击左贤王部，斩获七万余人，封狼居胥而还。[18]漠北战役迫使匈奴王庭北徙，漠南一度无王庭，汉朝在军事上取得主动。然而单于并未被俘，匈奴政治体也没有消失。后来的奏议概括武帝成果为“匈奴震怖，益求和亲，然而未肯称臣”。[19]
武帝能够连续用兵，前提是文景时期的财富积累。司马迁写武帝即位之初，国家“人给家足”，府库钱多至贯朽，太仓粮食“陈陈相因”。[20]长期休养积累了人口、粮食和马匹，而盐铁、均输、算缗等财政措施又在战争持续后加强国家汲取能力。武帝本人能任用卫青、霍去病等将领，形成适合草原作战的骑兵集团。这些条件在王莽时代大多已经不复存在。
战争的代价同样不能忽略。朔方筑城、河西屯田、漠北转输和大规模赏赐不断消耗府库。《平准书》说大将军、骠骑将军出击后，“是时财匮，战士颇不得禄”。[21]钱穆因此认为，挞伐匈奴的方向并不错误，问题在于内政中的不必要浪费和随战争而来的好大喜功。汉武帝的经验既说明主动打破匈奴优势具有战略必要，也说明即使在国力充实之时，远征仍会迅速转化为财政与社会压力。
（四）汉宣帝的“武装和平”
宣帝继承的是武帝经过数十年战争重塑的边疆格局。河西四郡与西域交通已经建立，乌孙成为可联合的西方力量，匈奴则因长期消耗而内部不稳。宣帝本始二年，乌孙昆弥与汉公主上书，请救于匈奴侵逼。汉廷发关东轻锐，由田广明、范明友、韩增、赵充国、田顺五将军率十余万骑分道出塞，常惠持节监护乌孙五万余骑从西面进军，合计二十余万众。[22]
五路汉军的直接斩获有限，但常惠所监乌孙兵却攻至右谷蠡王庭，俘获单于父行以下三万九千余人及大批牲畜。常惠回国后封长罗侯，其后，他请求惩治龟兹杀害汉校尉赖丹之事，朝廷起初不许，霍光授意其“便宜从事”，常惠遂征发西域诸国兵二万余人，迫龟兹交出主谋姑翼并斩之。[23]这两个事件显示宣帝外交并不柔弱，他以西域都护体系、属国兵和汉军声威组成联盟网络，减少汉军独自远征的成本，又通过有限惩罚维护汉廷信誉。
匈奴自身的危机又为这一政策提供了外部条件。单于攻乌孙归途中遭遇大雪，人民畜产冻死，回者不及十分之一；丁令乘弱攻其北，乌桓入其东，乌孙击其西，加上饥荒，匈奴“人民死者什三，畜产什五”，羁属诸国随之瓦解。[24]后来又发生五单于争立，匈奴最高权力分裂。[25]呼韩邪在竞争中处于劣势，遂南依汉朝，以称臣换取保护，汉廷也借扶持呼韩邪形成“以匈奴制匈奴”的局面。
呼韩邪的归附也经历了权衡，并非一开始便获得匈奴贵族一致赞同。其左伊秩訾王主张南下称臣，理由是诸单于并争，国中不安，依汉可获得休养和援助。部分大臣则认为，匈奴传统上以强盛为本，向汉称臣会使先世蒙羞。呼韩邪最终采纳前议，率众近塞，遣子入侍，后来亲自入朝。汉廷给予粮食和保护，使其得以北返并逐渐兼并竞争者。也就是说，宣帝不是靠一道册命创造了亲汉单于，而是向匈奴内部某一派提供可兑现的安全收益，再以礼遇降低其归附的政治成本。王莽后来同样想扶立竞争单于，却缺少这种稳定保护与信誉，反而先以胁迫和侮辱破坏合作基础。
宣帝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没有把军事优势转换为礼仪羞辱。甘露三年，呼韩邪入朝，诏书说五帝三王之时，礼所不施之处不强以政令，故“以客礼待之，位在诸侯王上”，赞谒时单于“称藩臣而不名”，又赐玺绶、冠带、安车、黄金。[26]扬雄后来概括这一原则为“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强。”[27]这是一种有边界的羁縻，它承认匈奴的藩臣身份，却不把单于等同内地诸侯；以自愿朝贡维护关系，而不强制其全部属部定期来朝。
宣帝也没有因呼韩邪归附而解除武备。单于上书愿由子孙世代保塞，请罢北边屯戍，宣帝明确下诏“勿议罢边塞事”。[28]因此，宣帝时期的和平不是撤防让步，而是将军事遗产与联盟外交、内部干预与礼仪克制有效结合了起来。武帝负责打破优势，宣帝负责把优势转化为可持续关系。王莽后来破坏的，正是这一有威慑而不辱其名，有臣属而保其尊位的平衡。
三、王莽事四夷
（一）匈奴：以名号羞辱为先导
王莽掌权之初，已经把内地改制扩展到匈奴。他以中国人不得有二名为由，劝囊知牙斯单于“慕化”为一名，单于为求厚赏改名为“知”。[29]这一事件尚未造成公开冲突，却已显示他的基本思路,即，单于不仅要遵守双方约定，还应在姓名制度上表现对中原教化的仰慕，对外服从被转译为对国内礼制的接受。
建国元年，王莽派五威将王骏等携重礼出使，宣告新室受命，并更换单于旧印。汉印原文为“匈奴单于玺”，新印改作“新匈奴单于章”。[30]在汉代印制中，“玺”与不冠王朝名号，象征单于享有异于普通外臣的地位，诸王以下才多用带“汉”字的“章”。单于第二日即派人指出，新印“去玺加新，与臣下无别”，请求退还旧印。使者却已将旧印击碎，只回答新室顺天制作，单于应奉天命。[31]
这一争执超出了文字误会的范畴。宣帝当年以玺绶赐呼韩邪，是在称臣与尊位之间建立平衡，而王莽把“玺”降为“章”，等于只保留臣属而取消特殊尊礼。新朝又在乌桓税赋、土地和逃亡人口问题上限制匈奴，冲突遂由面子扩展到利益。单于以护送乌桓为名，率万骑陈兵朔方塞下。《汉书》将匈奴的怨恨归因于土地问题、乌桓税收不得和印文更易的层层叠加。[32]可见，名号不是唯一原因，但它使既有的摩擦失去缓冲，也向匈奴表明新朝准备改写宣帝旧约。
此前汉廷还以“四条”约束匈奴：逃入匈奴的中国人、乌孙人、西域佩汉印绶者和乌桓人，匈奴一概不得接纳。[33]这一规则旨在维护汉朝属国体系，却也阻断了匈奴吸收人口和征税的传统渠道。若汉廷能及时保护这些属部，限制匈奴尚有现实依据，但王莽时期却一面要求匈奴不得接纳，一面又不能救援唐兜、车师等依附者。义务被严厉要求执行，中原王朝的保护却逐渐落空，匈奴和西域诸国都更容易把新朝秩序视为单方面的索取。
王莽随后提出把匈奴分为十五单于，试图分而治之。西域都护但钦报告匈奴部将攻西域，王莽便派蔺苞、戴级率万骑携珍宝至云中，招诱呼韩邪子孙，准备依次册立。单于闻讯后，以“先单于受汉宣帝恩”说明与汉的关系，又质问王莽“非宣帝子孙，何以得立”，随即遣兵入云中大杀吏民。[34]这段话揭示了王莽合法性与边疆旧约之间的矛盾。呼韩邪称臣是对宣帝援立之恩的回报，不是对任何占据长安的政权无条件服从。王莽越强调受命代汉，匈奴越可以汉宣帝的私人及汉王朝恩义来否定新朝。
建国三年，王莽把匈奴单于改称“降奴服于”，宣布其罪当夷灭，命孙建等十二将分十道并出，并把匈奴国土人民预先分作十五份。为此征募囚徒、丁男、甲卒三十万人，从沿海、江淮向北边输送衣裘、兵器和粮食，使者以军兴法督促，“天下骚动”。[35]这一战略计划是有其合理意图的，即，以呼韩邪的后裔分裂匈奴，利用内部竞争降低单于权力。这与宣帝扶持呼韩邪有相似之处，但差别在于，宣帝利用的是已经发生的内乱，王莽却试图仅凭册命主动制造十五个权力中心，前者顺势而为，后者要求匈奴各部服从预先设计的名分。
严尤从军事条件出发提出反对。他指出，天下连年饥馑，西北尤甚，三十万人若备三百日粮，道里遥远，一年尚难集结，大用民力而功不可必。王莽不听，照旧转运兵谷。[36]严尤所说不是抽象的反战，而是指出远征所需水草、运输、季节和集结能力与新朝财力不相称。王莽的十二部军长期屯驻而未能决战，恰好证明计划在后勤阶段已经失灵。
此后王莽在威压与厚赂之间频繁转换。天凤二年，他派王歙、王咸等送还匈奴贵人遗体，又以大量金珍劝改单于名号：匈奴称“恭奴”，单于称“善于”。单于因贪图金币而勉强接受，但《汉书》紧接一句“然寇盗如故”，道出实效。[37]后来，王莽又胁迫须卜当入长安，拜为须卜单于，准备出兵辅立，但军队调度仍不合，匈奴反而更加愤怒，并入北边。[38]
最终结果与王莽所制造的名号秩序正相反。《汉书》追述，北边自宣帝以来数世不见烽火，人民炽盛，牛马布野；王莽“挠乱匈奴，与之构难”以后，边民死亡被掳，十二部兵久屯不出，吏士疲敝，数年之间“北边虚空，野有暴骨”。[39]王莽既未实现武帝式的歼击，也没有保住宣帝式的羁縻。他用名号挑起冲突，又缺乏完成军事重组的能力，遂使象征上的强硬转化为现实中的边防空耗。
（二）西域：从降格改制到关系断绝
王莽对西域的高压，在代汉以前已有表现。去胡来王唐兜受赤水羌逼迫，向都护但钦求救未果，玉门关又拒绝接纳，只得携千余人降匈奴。单于应王莽要求交还唐兜和姑句王，并代为请罪；王莽仍召集西域诸王，陈军公开斩杀二人。[40]维护“西域内属”，不许匈奴接纳属国人口，本有汉代边疆管理的依据，但唐兜的逃亡源于都护失救和关门拒纳，王莽不追究治理失误，只以公开处刑维护王朝权威，使威信建立在恐惧之上，丧志了救助之义。
新朝建立后，五威将西出，“尽改其王为侯”，南方句町王也被降为侯，北方单于则去玺为章。[41]这一整齐划一的改制，体现了王莽把天下视作一套可由中央重新编号的等级表。然而，西域诸王的称号来自汉廷册封，也对应着各国内部权力与对外交往。把“王”一律降为“侯”，在新朝看来是“正名”，在当地君长看来却是无端削夺。
更现实的压力来自使者供给。建国二年，车师后王须置离听说甄丰将以西域太伯身份出行，忧虑按旧例须供牛羊、谷物、刍茭、向导和译者，而上次五威将所需尚未备足，“国益贫，恐不能称”，遂谋投匈奴。事情败露后，都护但钦斩须置离，其兄狐兰支率二千余人、驱畜举国降匈奴。[42]这说明西域离心不只名号问题，新朝庞大的礼仪使团把象征权威的成本转嫁给小国，供给义务超过其承受能力，惩罚方式又切断了小国的申诉渠道，匈奴遂重新成为逃亡者的保护伞。
新朝与匈奴关系的恶化进一步改变了力量平衡。单于因易玺而恨怒，接纳狐兰支，并派兵攻击车师。戊己校尉属吏陈良、终带等见诸国背叛，匈奴将大入，杀校尉后胁迫吏士男女二千余人投匈奴，西域驻军体系由此从内部裂解。王莽后来又“复欺诈单于”，和亲断绝，匈奴大击北边，“而西域亦瓦解”；靠近匈奴的焉耆先叛，杀都护但钦。[43]
王莽最后派五威将王骏、西域都护李崇和戊己校尉出师。诸国起初仍郊迎贡献，说明汉朝留下的名义权威并未立即消失。王骏准备袭击曾杀但钦的诸国，焉耆假降设伏，将王骏等全部杀死。郭钦、何封后来只袭击老弱，退回车师。班固以“西域自此绝”收束其事。[44]西域的断绝，是匈奴压力的连带后果，也是新朝自身“积失恩信”的结果。新朝更名降号损害了边疆各部族的尊严，使者所要求的供给又透支了小国的国力。王莽没有恩威并施，而是一味傲慢地通过打压树立威信，实则摧毁了邦国对中原王朝的信任。新朝的军事报复又缺乏足够的兵力和情报，无法达到武帝时期的雷厉风行。
王莽对汉朝重要盟友乌孙关系的处理同样显示出礼制优先的倾向。汉宣帝以来，乌孙大小昆弥并立，汉廷必须在双方之间调节，既不能任由一方吞并，也不能因名分争议失去这个牵制匈奴的盟友。王莽使者在册命和礼仪上自作聪明，颠倒了大小昆弥的位置因而得罪了大昆弥，实为处置失当。满昌据实劾奏，王莽却免了满昌的官。《王莽传》随后即说“西域诸国以莽积失恩信”，表明西域秩序的瓦解不是焉耆一次伏击造成的，而是中原王朝在保护能力下降的同时又长期寡恩薄幸、怠慢失礼，由量变产生的质变。
（三）东北：强征与贬名逼成边患
五威将向东到玄菟、乐浪、高句骊、夫馀，原意仍是宣示“普天之下，迄于四表”的新朝威命。随后王莽为讨匈奴征发高句骊兵。高句骊士卒不愿远征，郡县强迫，他们逃出塞外为寇，辽西大尹田谭追击被杀，州郡便把责任归于高句骊侯驺。[45]事件的起点不是侯驺主动叛变，而是新朝把边疆部族纳入北伐征发，地方官又用强迫方式执行。匈奴战争由此制造出新的东北问题。
严尤对此判断清楚。他说貉人犯法“不从驺起”，应命州郡暂加安抚，若猥以大罪加之，恐其遂反，夫馀等部也会响应。“匈奴未克，夫馀、秽貉复起，此大忧也。”[46]王莽没有采纳安抚建议，秽貉果然反叛。严尤奉诏出击，诱侯驺前来斩杀，传首长安。讽刺之处在于，严尤被迫执行的，正是他已经预言会扩大事态的方案。
王莽得到侯驺首级后，宣布“平定东域”，并把高句骊改名为“下句骊”，布告天下。[47]“高”改“下”与“匈奴”改“降奴”、“单于”改“服于”同属惩罚性的正名，即，通过语言把敌手压低，证明新朝已获胜。然而《汉书》随即记“貉人愈犯边，东北与西南夷皆乱”。[48]现实结果与诏书叙述相反，侯驺被杀并未消除部族不满，贬名反而确认双方关系已经从属部冲突升级为政治敌对。
（四）西南：降王、诈杀与长期征发
西南政策与东北政策几乎同构。五威将南出益州，把句町王降为侯。句町王邯因名位被夺而怨怒不附，王莽暗示牂柯大尹周歆以诈术杀邯，邯弟承遂起兵杀周歆，州郡不能平。[49]这条冲突链始于名号降格，经过地方首领的政治抵抗和中央派人诈杀，再到地方武装报复引发大面积叛乱。若王莽的目标只是保证道路与贡纳，原有的王号并不妨碍实际臣属，但他却把新朝礼制的一致性置于边疆稳定之上。
反叛扩大后，王莽派冯茂征发巴、蜀、犍为吏士，军费“赋敛取足于民”。三年间疾疫死者十之有七，巴蜀骚动，冯茂被召回处死。随后廉丹、史熊又发天水、陇西骑士及广汉、巴、蜀、犍为吏民十万人，转输者合二十万人；初有斩获，继而粮运不继，士卒饥疫，三年余死者数万；越嶲任贵又杀太守自立。[50]西南战争把边疆名号之争转化为了内地赋役危机：军队越多，运输线越长；运输越困难，地方征敛越重；地方愈加骚动，又需要更多兵力……新朝陷入了以征发补救征发后果的恶性循环。
至此，王莽四方边疆政策的共同结构已经显现：先以新室受命为依据重排名号，遇到抵抗则以欺诈、处刑或大军立威，军事实力不足以兑现威胁时，再用厚赂和册封制造服从表象。匈奴的“北边虚空”、西域的“自此绝”、东北的“愈犯边”和西南的“巴蜀骚动”是四个多米诺骨牌式的一环接一环的溃败，也是同一套治理逻辑在不同边疆环境中的连续后果。
四、评价王莽的对外政策
（一）不具备武帝的条件，却改变宣帝的和平
评价王莽，首先要区分战略方向与实施条件。汉武帝的主动进攻建立在文景七十余年积累之上，国家的粮仓、府库和马匹相对充实，中央还可以通过盐铁、均输等制度扩张财政。河西走廊打通后，汉朝又获得了焉支山这个饲养战马的天然良场，缓解了骑兵相对短缺的问题。同时，汉军还在边疆土地肥沃处进行屯田，创造了粮食供给和军需转输的前沿空间。此外，武帝虽然同样有扩张的欲望，却能够选任卫青、霍去病等将领，在失败后调整路线，从河南、河西逐步推进到漠北。
武帝的好大喜功尚有国家积累与将帅能力托底，王莽的好大喜功则发生在财政、行政和信息系统同时失灵之时。王莽面对的是西汉末年的积弊与自身改制叠加的困难局面。币制、六筦、井田等改革反复无常，地方执行混乱，灾荒与盗贼并起，连正常俸禄和军粮都难以保证。他直接提出三十万人、三百日粮、十道并出，既没有长期建设的骑兵与后勤体系，也没有能够独立制定战役方案的将帅集团。另一处对比存在于王莽自身。吕思勉说，新莽的性质“最不宜于用兵”，原因在于用兵须知彼知己、敏捷赴机，而王莽“固执成见，不察事势”。[51]王莽当然也有自己的计划和考量，但他的计划从经义和名分出发，未能随机应变。
与宣帝相比，王莽的问题更明显。宣帝已有武帝的战争遗产，面对的匈奴又正值分裂，他尚且以客礼尊单于，以自愿原则推行朝贡，并保留边塞作为风险准备。王莽在国力式微时反而去更玺为章，又试图分立十五单于，等于以较弱的资源去承担较高的风险目标。钱穆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对外胜负“几乎完全视国内政治为转移”，外患往往是内政动乱所招致的事态。[52]据此衡量，王莽并非过度强硬这么简单，而是忽略了鹰派政策的前提，他没有先恢复国内的政治与财政，便要求外部世界以礼制承认新朝。
（二）名号外交制造了本可避免的矛盾
名号在古代外交中不是虚物。印绶、王侯之号和朝见位次，规定了双方对权利和义务的理解。王莽的过失不在于重视名号，而在于把单方面的降格当成了零成本的措施。宣帝对呼韩邪既要求称臣，又“称藩臣而不名”；王莽则使单于“与臣下无别”。对匈奴而言，这意味着宣帝旧约被废弃；对西域诸王和句町王而言，降王为侯意味着其内部统治资格受到否定。王莽从文字上获得了更整齐的天下，现实中却同时增加了多个政权反抗新朝的理由。
但也不宜把所有冲突都归因于侮辱。毕汉思提醒，匈奴本就有土地、乌桓税赋和属部人口等与汉朝利益不兼容的诉求，改单于等级虽属粗暴，却也被匈奴保守势力用作进一步行动的借口。[53]这一修正使新莽时期中国与匈奴关系的图景更加完整，即，王莽不是凭一个“章”字凭空创造战争，而是在利益摩擦已经存在时取消了礼仪缓冲，并以十五单于和降奴服于等措施证明自己确有重组匈奴的意图。只是，过重的名号政治产生了不必要的破坏力，把本可以谈判的利益争端上升为不可轻易退让的尊严与合法性冲突。
西域、东北和西南也呈现相同的机制。车师后王真正担忧的是使团供给令“国益贫”，高句骊兵真正反抗的是强迫远征，句町王的不满则由降号引发而被诈杀激化。王莽没有针对各地具体利益分别处置，而是用“服从新制”统一处理所有问题。结果是，地方治理失误被瞒报为边疆君长不臣，小国不愿承受过重的经济负担被曲解为不慕王化，局部被迫逃亡被诬陷为有意叛乱……如此这般，“正名”便从一种理顺现实的方式，变成了遮蔽现实的幌子。
（三）颠倒内外治理顺序，对外战争拖垮王朝
王莽后期国内危机已经不容忽视。《食货志》把法禁、徭役、旱蝗和酷吏连在一起：“民摇手触禁，不得耕桑”，富者不能自保，贫者无以自存，遂起为盗贼。[54]战斗、边疆俘掠、刑罪、饥疫和人相食交相发生，到王莽未死时，“天下户口减半”。[55]这些记载虽带有新朝败亡后的总结色彩，却与各地军粮不继，征发沉重和盗贼扩大的具体叙事相互印证。
更严重的是决策层失去纠错能力。王莽派使者赦盗，使者回报盗贼散而复合，是因为“法禁烦苛，不得举手”，劳动所得不足以缴纳贡税，邻伍私铸又使无辜者连坐，奸吏乘机扰民。王莽大怒，罢免使者；迎合他说百姓骄黠当诛者，反而升官。[56]费兴也指出，荆扬百姓靠山泽渔采为生，六筦税山泽和连年久旱才使其为盗，建议借给耕牛种粮并宽租赋，仍被王莽免官。[57]
班固还特别说明，四方民众起初多因“饥寒穷愁”聚为盗贼，虽至万人，也不占据城邑，只辗转求食，仍盼年成好转后归乡，然而，“莽终不谕其故”。[58]这意味着新朝曾有一个尚可通过减税赈济和复业政策缓解的阶段。王莽把求生型的民变一概理解为应受天罚的叛逆，又把大量行政注意力用于匈奴名号、十二部军和东巡礼仪，等到刘伯升等建立旗号攻城略地时，民变已转化为了争夺政权的战争。
公孙禄的劝谏把内外顺序说得更加直接。他历数符命、经术、井田、六筦与阿谀近臣造成的政治失真，继而指出：“匈奴不可攻，当与和亲。臣恐新室忧不在匈奴，而在封域之中也。”王莽大怒，命虎贲将他扶出。[59]公孙禄并非主张永远向匈奴退让，而是在山东、荆扬等地民变尚可安抚时，要求先恢复国内生产与信用。王莽拒绝了这一优先次序，使数十万兵力、粮食和运输长期滞留北边，错过了以减赋赈贷和有限军事行动分化国内叛乱的窗口。
东晋次由此把讨伐匈奴称为王莽政策的一大败笔，甚至认为是新朝灭亡的根本原因——若北边继续维持和亲，王莽至少可以把资源用于内乱。[60]这一判断若理解为单一原因，或显得过重，因为新朝还有土地、币制、官制和灾荒等多重危机。但若把“征匈奴”理解为一种决策模式，即，把外部名分置于内部生计之前，或者说，把宏大的战争动员置于实际治理能力之上，那么，它确实贯穿并放大了其它矛盾。
（四）战略方向的合理性与成效的有限性
对王莽外交的评价也不能停留在成败论。毕汉思对传统叙事提出了较强的修正。他认为王莽对匈奴的应对兼有坚定与灵活：大规模集结军队形成了威慑，实际没有贸然全部投入草原；又利用亲汉派并册立竞争单于，持续加深匈奴内部裂痕。在羌人和朝鲜方向，他更给予了正面评价，认为新朝在西面扩展到青海，在东面击败高句骊，表现出了一定的能力。[61]这一看法的价值在于，它提醒我们，十二部兵久屯不出也可以解释为利用威慑而非决战来施压。更重要的是，分化匈奴的构想可以说是后世以南北匈奴相互制约的经验前导。
吕思勉的评价则比较折中。他批评王莽不察事势，却又说其“欲穷追匈奴，内之丁令”，筹策不可谓不远，魄力亦可惊叹；新莽之败是“不善用兵，实为召祸之媒，非尽用兵之咎”。[62]换言之，打破匈奴对北方和西域的持续压力，长期看具有战略意义，其问题不在于“是否永远和亲”，而在于何时用兵、以何种目标用兵、国家能否承受。和亲、羁縻和厚赂都只能在力量均衡下维持，若匈奴仍可随时吸纳属部侵掠边境，汉朝迟早要削弱其军事政治优势。
钱穆关于武帝的判断也可用于王莽：对匈奴主动挞伐未必错误，常见之病在“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及其引起的浪费，归根到底仍是内政问题。[63]战争只是政治的延续，军事与外交向来需要相互配合才能达到最优解，在国力不足的情况下仍然漠视外交，摆出鹰派姿态，也许是新莽政权对外政策中最致命的缺陷。王莽的根本失误不是认为匈奴威胁需要解决，而是把长期战略压缩为了一股脑的天命工程。他希望以军队十道并出、立十五单于和一套新名号同时完成军事征服、政治分裂与礼制改造。他没有为这种目标准备相应的经济基础，也没有给外交留下转圜余地。
因此，王莽的外交可以作如下区分：依长远判断，分化匈奴，维持对河西与西域的控制，避免北方强权重新垄断边疆网络这点，具有可辩护性。在部分方向上，例如对羌人和朝鲜，新朝也取得了一些战术成果。然而大体上看，新朝即时的政策却选择了错误的时机、顺序和手段。王莽在国内民生与财政恶化时扩大战线，以名号降格代替利益协调，以庞大的征发代替有效的战役，以诏书胜利代替边疆信任……当合理的战略问题被这些不合理的治理方式处理时，最终连战略本身也失去了意义。
还应看到，“消灭匈奴”本身不能被理解为通过一次战争将草原人口全部纳入王朝郡县。武帝的胜利没有使匈奴立即称臣，宣帝对待称臣的呼韩邪也仍需客礼和羁縻。真正可持续的目标是削弱匈奴垄断草原联盟、河西通道和边疆人口的能力，使其无法凭一次内部整合便重新威胁中原。王莽分立单于的思路触及到了这一核心，遗憾的是，他把需要通过分化联盟和长期经营的系统工程简化成了中央册立，用名号仪式掩盖了现实建设的不足。
尾声
王莽的鹰派对外政策，是华夷秩序观在新朝政治中的一次激进实践。九洲论使汉人知道中国不是物理世界的全部，五服与贡纳制却仍把中国王朝置于政治文化中心。这一秩序原本容许远近有差、内外有别，也容许以客礼、羁縻和厚赐维持边疆自治。王莽选择性地继承了其中的中心与尊卑，却削弱了其中的弹性。他把“土无二王”的原则落实为改王为侯，把“天下一统”落实为去玺为章，把“王化”落实为改单于之名。于是，名号从协调关系的礼仪，变成了检验服从的命令。
西汉历史已经提供了两种可供参照的路径：武帝在文景积累上以军事进攻夺河南、通河西、决战漠北，付出重大代价后打破了匈奴的优势；宣帝则利用这一遗产和匈奴内乱，以乌孙联盟、有限用兵、客礼和保留边防建立起武装的和平。王莽既无武帝时代的经济社会条件，也没有继承宣帝对礼仪尺度的克制。他以名号侮辱触发匈奴的敌意，以分立单于和十道并出扩大动员。匈奴的压力又推动西域瓦解，强征匈奴战争所需部队则激反了高句骊，降号与诈杀使西南进入长期战争。新朝遂在观念上完成了四方归序，在现实中却陷入了四面受敌的处境。
从当时的成败而言，这是一套失败的对外政策，它制造了本可避免的边疆矛盾，消耗了本应用于救荒减赋和镇抚内乱的资源，并使新朝在国内反抗转化为争夺政权之前失去了调整的机会。从长时段看，王莽所面对的问题又确实无法通过永久的和亲政策来解决。削弱匈奴优势，维护西域通道和边疆安全，是历代王朝不得不处理的战略任务。因而，王莽的教训不在于强硬必然错误，而在于对外战略不能脱离内政基础，文化自信和礼仪秩序亦无法超越实力而单独成立。一个国家如果不能首先建立可持续的财政、军事和信用体系，再宏大的天下构想，也只能停留在一纸诏书中。【正文全】
（作者为英国爱丁堡大学政治学博士）
参考文献
[1] “驺衍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参见【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2] 余英时：《剑桥中国秦汉史·第六章·汉朝的对外关系》，1992年，国学导航本。
[3] 《禹贡》以王畿为中心分列五服：“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各服内部又按距离细分贡赋、职役及羁縻方式。参见《尚书·禹贡》，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4] 余英时：《剑桥中国秦汉史·第六章·汉朝的对外关系》，1992年，国学导航本。
[5] 余英时：《剑桥中国秦汉史·第六章·汉朝的对外关系》，1992年，国学导航本。余英时强调，贡纳制度既适用于帝国内部，也适用于外族；在对外领域中，它从未达到内部行政秩序那样稳定的程度。
[6] 《汉书·匈奴传下》载萧望之议：“戎狄荒服，言其来服荒忽亡常……宜待以不臣之礼，位在诸侯王上。”宣帝从之。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下》，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7] “《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参见《春秋公羊传·成公十五年》，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8] “曾子问曰：‘丧有二孤，庙有二主，礼与？’孔子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尝禘郊社，尊无二上。’”参见《礼记·曾子问》，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9]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谓大同。”参见《礼记·礼运》，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10] （日）东晋次：《王莽：儒家理想的信徒·第十二章·单于之怒》，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2021年，第226—228页。作者指出，王莽一方面依据“天无二日，土无二王”要求四夷服从，另一方面受《公羊》华夷观影响，以王化渐进和排夷相结合的方式理解边疆。
[11] “冒顿既立……遂东袭击东胡……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是时汉兵与项羽相距，中国罢于兵革，以故冒顿得自强，控弦之士三十馀万。”参见【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12] “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尽到，冒顿纵精兵四十万骑围高帝于白登，七日，汉兵中外不得相救饷……高帝乃使使间厚遗阏氏……冒顿乃开围一角。于是高帝令士皆持满傅矢外乡，从解角直出，竟与大军合。”参见【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13] “至孝文即位，复修和亲……汉与匈奴约为昆弟，无侵害边境，所以输遗匈奴甚厚。”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14] 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第十一章·统一政府之对外》，商务印书馆，第131—133页。
[15] “汉使马邑人聂翁壹……阳为卖马邑城以诱单于。单于信之……以十万骑入武州塞。汉伏兵三十馀万马邑旁……尉史知汉谋，乃下，具告单于。单于大惊……乃引兵还……自是后，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于边，不可胜数。”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16] “其后汉将岁以数万骑出击胡，及车骑将军卫青取匈奴河南地，筑朔方……又兴十万馀人筑卫朔方，转漕甚辽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巨万，府库益虚。”参见【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三十·平准书》，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17] “遣骠骑将军霍去病出陇西，至皋兰，斩首八千馀级……将军去病、公孙敖出北地二千馀里，过居延，斩首虏三万馀级……秋，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馀人来降，置五属国以处之。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六·武帝纪》，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18] “乃粟马，发十万骑……令大将军青、票骑将军去病中分军，大将军出定襄，票骑将军出代，咸约绝幕击匈奴……单于自度战不能与汉兵，遂独与壮骑数百溃汉围西北遁走……行捕斩首虏凡万九千级。”又，“票骑之出代二千馀里，与左王接战，汉兵得胡首虏凡七万馀人……票骑封于狼居胥山，禅姑衍，临翰海而还。”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19] “自是之后，匈奴震怖，益求和亲，然而未肯称臣也。”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下》所载扬雄奏议，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20] “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馀年之闲，国家无事……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参见【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三十·平准书》，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21] “大将军、骠骑大出击胡，得首虏八九万级，赏赐五十万金……是时财匮，战士颇不得禄矣。”参见【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三十·平准书》，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22] “本始二年，汉大发关东轻锐士……凡五将军，兵十馀万骑，出塞各二千馀里。及校尉常惠使护发兵乌孙西域，昆弥自将翕侯以下五万馀骑从西方入，与五将军兵凡二十馀万众。”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23] 《汉书》载常惠“发龟兹以西诸国兵二万人，令副使发龟兹东诸国兵二万人，乌孙兵七千人，从三面攻龟兹”，龟兹王遂执姑翼，常惠斩之而还。此前常惠护乌孙兵击匈奴，获“单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骑将以下三万九千馀级”。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七十·傅常郑甘陈段传》，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24] “其冬，单于自将万骑击乌孙……会天大雨雪，一日深丈馀，人民畜产冻死，还者不能什一。于是丁令乘弱攻其北，乌桓入其东，乌孙击其西……又重以饿死，人民死者什三，畜产什五，匈奴大虚弱，诸国羁属者皆瓦解。”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25] “于是呼揭王恐，遂畔去，自立为呼揭单于。右奥鞬王闻之，即自立为车犂单于。乌藉都尉亦自立为乌藉单于。凡五单于。”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下》，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26] “诏曰：‘盖闻五帝三王，礼所不施，不及以政。今匈奴单于称北藩臣，朝正月……其以客礼待之，位在诸侯王上。’”又，“匈奴呼韩邪单于稽侯狦来朝，赞谒，称藩臣而不名，赐以玺绶、冠带、衣裳，安车、驷马、黄金、锦绣、缯絮。”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八·宣帝纪》，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27] “逮至元康、神爵之间……匈奴内乱，五单于争立，日逐、呼韩邪携国归死，扶伏称臣。然尚羁縻之，计不专制。自此之后，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强。”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下》所载扬雄奏议，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28] “单于上书愿罢北边吏士屯戍，子孙世世保塞……天子有诏：‘勿议罢边塞事。’……中国四方皆有关梁障塞，非独以备塞外也，亦以防中国奸邪放纵，出为寇害，故明法度以专众心也。”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下》，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29] “时莽奏令中国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风单于，宜上书慕化，为一名，汉必加厚赏。单于从之，上书言：‘幸得备藩臣，窃乐太平圣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谨更名曰知。’莽大说……厚赏赐焉。”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下》，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30] “王莽之篡位也，建国元年，遣五威将王骏率甄阜、王飒、陈饶、帛敞、丁业六人，多赍金帛，重遗单于，谕晓以受命代汉状，因易单于故印。故印文曰‘匈奴单于玺’，莽更曰‘新匈奴单于章’。”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下》，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31] “汉赐单于印，言‘玺’不言‘章’，又无‘汉’字，诸王已下乃有‘汉’言‘章’。今印去‘玺’加‘新’，与臣下无别。愿得故印。”将率示以故印，谓曰：“新室顺天制作，故印随将率所自为破坏。单于宜奉天命，奉新室之制。”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下》，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32] “单于始用夏侯藩求地有距汉语，后以求税乌桓不得，因寇略其人民，衅由是生，重以印文改易，故怨恨。乃遣右大且渠蒲呼卢訾等十馀人将兵众万骑，以护送乌桓为名，勒兵朔方塞下。”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下》，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33] “其后皆置四条：诸中国人亡入匈奴者，乌孙亡降匈奴者，西域诸国佩中国印绶降匈奴者，乌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下》，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34] “莽于是大分匈奴为十五单于……招诱呼韩邪单于诸子，欲以次拜之。”单于闻之，怒曰：“先单于受汉宣帝恩，不可负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孙，何以得立？”遂遣兵入云中益寿塞。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下》，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35] “更名匈奴单于曰降奴服于……命遣立国将军孙建等凡十二将，十道并出……今分匈奴国土人民以为十五，立稽侯狦子孙十五人为单于。”又，“募天下囚徒、丁男、甲卒三十万人……长吏送自负海江淮至北边，使者驰传督趣，以军兴法从事，天下骚动。”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九中·王莽传中》，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36] “今天下遭阳九之厄，比年饥馑，西北边尤甚。发三十万众，具三百日粮……计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忧之。”莽不听尤言，转兵谷如故，天下骚动。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下》，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37] “咸等至，多遗单于金珍，因谕说改其号，号匈奴曰‘恭奴’，单于曰‘善于’，赐印绶……单于贪莽金币，故曲听之，然寇盗如故。”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下》，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38] “当至长安，莽拜为须卜单于，欲出大兵以辅立之。兵调度亦不合，而匈奴愈怒，并入北边，北边由是坏败。”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下》，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39] “初，北边自宣帝以来，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及莽挠乱匈奴，与之构难，边民死亡系获，又十二部兵久屯而不出，吏士罢弊，数年之间，北边虚空，野有暴骨矣。”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下》，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40] “唐兜困急，怨钦，东守玉门关。玉门关不内，即将妻子人民千馀人亡降匈奴……单于谢罪，执二王以付使者……单于遣使送，因请其罪。使者以闻，莽不听，诏下会西域诸国王，陈军斩姑句、唐兜以示之。”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下》，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41] “莽策命曰：‘普天之下，迄于四表，靡所不至。’……南出者，隃徼外，历益州，贬句町王为侯；西出者，至西域，尽改其王为侯；北出者，至匈奴庭，授单于印，改汉印文，去‘玺’曰‘章’……而句町、西域后卒以此皆畔。”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九中·王莽传中》，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42] “前五威将过，所给使尚未能备。今太伯复出，国益贫，恐不能称。”须置离谋亡入匈奴，被送都护但钦处斩；“置离兄辅国侯狐兰支将置离众二千馀人，驱畜产，举国亡降匈奴。”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下》，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43] “是时，莽易单于玺，单于恨怒，遂受狐兰支降，遣兵与共寇击车师……”陈良等“尽胁略戊己校尉吏士男女二千馀人入匈奴”。又，“其后莽复欺诈单于，和亲遂绝。匈奴大击北边，而西域亦瓦解。焉耆国近匈奴，先叛，杀都护但钦，莽不能讨。”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下》，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44] “焉耆诈降，伏兵击骏等，皆死。钦、封后到，袭击老弱，从车师还入塞……西域自此绝。”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九中·王莽传中》，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45] “先是，莽发高句骊兵，当伐胡，不欲行，郡强迫之，皆亡出塞，因犯法为寇。辽西大尹田谭追击之，为所杀。州郡归咎于高句骊侯驺。”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九中·王莽传中》，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46] “严尤奏言：‘貉人犯法，不从驺起，正有它心，宜令州郡且尉安之。今猥被以大罪，恐其遂畔，夫馀之属必有和者。匈奴未克，夫馀、秽貉复起，此大忧也。’”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九中·王莽传中》，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47] “莽大说，下书曰……‘捕斩虏驺，平定东域，虏知殄灭，在于漏刻……其更名高句骊为下句骊，布告天下，令咸知焉。’”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九中·王莽传中》，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48] “于是貉人愈犯边，东北与西南夷皆乱云。莽志方盛，以为四夷不足吞灭，专念稽古之事。”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九中·王莽传中》，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49] “初，五威将帅出，改句町王以为侯，王邯怨怒不附。莽讽牂柯大尹周歆诈杀邯。邯弟承起兵攻杀歆。”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九中·王莽传中》，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50] “三边蛮夷愁扰尽反……莽遣平蛮将军冯茂发巴、蜀、犍为吏士，赋敛取足于民……出入三年，疾疫死者什七，巴、蜀骚动……更遣宁始将军廉丹与庸部牧史熊大发天水、陇西骑士，广汉、巴、蜀、犍为吏民十万人，转输者合二十万人……士卒饥疫，三岁馀死者数万。”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五·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51] 吕思勉：《秦汉史·第十章·新室兴亡》，商务印书馆，北京，2010年，第162页。原文谓：“新莽之性质，可谓最不宜于用兵，盖用兵必知彼知己，敏捷以赴事机，而莽则固执成见，不察事势也。”
[52] 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第十一章·统一政府之对外》，商务印书馆，第126页。原文谓：“中国史上对外之胜负、强弱，几乎完全视国内政治为转移。外患只是内政动乱所招致之一种事态。”
[53] （美）毕汉思（Hans Bielenstein）：《剑桥中国秦汉史·第三章·王莽，汉之中兴，后汉》，1992年，国学导航本。毕汉思认为，改变匈奴等级是失礼行为，但不应把它视为冲突的唯一真实原因；匈奴内部保守派借此推动反汉行动。
[54] “民摇手触禁，不得耕桑，繇役烦剧，而枯旱蝗虫相因……吏用苛暴立威，旁缘莽禁，侵刻小民。富者不得自保，贫者无以自存，起为盗贼。”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二十四下·食货志下》，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55] “战斗死亡，缘边四夷所系虏，陷罪，饥疫，人相食，及莽未诛，而天下户口减半矣。”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二十四下·食货志下》，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56] “莽遣使者即赦盗贼，还言：‘盗贼解，辄复合。问其故，皆曰愁法禁烦苛，不得举手。力作所得，不足以给贡税……民穷，悉起为盗贼。’莽大怒，免之。其或顺指，言‘民骄黠当诛’，及言‘时运适然，且灭不久’，莽说，辄迁之。”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九下·王莽传下》，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57] 费兴对王莽曰：“间者，国张六筦，税山泽，妨夺民之利，连年久旱，百姓饥穷，故为盗贼……欲令明晓告盗贼归田里，假贷犁牛种食，阔其租赋，几可以解释安集。”莽怒，免兴官。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九下·王莽传下》，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58] “初，四方皆以饥寒穷愁起为盗贼，稍稍群聚，常思岁熟得归乡里。众虽万数……不敢略有城邑，转掠求食，日阕而已……而莽终不谕其故。”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九下·王莽传下》，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59] “又言：‘匈奴不可攻，当与和亲。臣恐新室忧不在匈奴，而在封域之中也。’莽怒，使虎贲扶禄出。”此前公孙禄批评宗宣、唐尊、刘歆、张邯、孙阳、鲁匡、崔发等人以天文、经术、井田、六筦和阿谀误国。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九下·王莽传下》，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60] （日）东晋次：《王莽：儒家理想的信徒·第十二章·单于之怒》，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2021年，第235页。原文谓：“讨伐匈奴是王莽诸多政策中的一大败笔，也是其政权灭亡的根本原因。”作者并指出，若北方边境能在和亲下保持安定，新莽政权的寿命不至如此短暂。
[61] （美）毕汉思（Hans Bielenstein）：《剑桥中国秦汉史·第三章·王莽，汉之中兴，后汉》，1992年，国学导航本。毕汉思称王莽对匈奴的政策“机智而有效”，并认为其对羌人和朝鲜人的关系处理有成功之处；此评价与《汉书》的失败叙事形成明显差异。
[62] 吕思勉：《秦汉史·第十章·新室兴亡》，商务印书馆，北京，2010年，第164—167页。吕思勉称王莽“欲穷追匈奴，内之丁令，则其筹策不可谓不远”，又总结：“故莽之败，不善用兵，实为召祸之媒，非尽用兵之咎也。”
[63] 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第十一章·统一政府之对外》，商务印书馆，第134页。原文谓：“汉武帝挞伐匈奴并不误，惟惜武帝内政方面有种种不需要的浪费……大抵中国对外，其病每不在决心讨伐，而在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以及从此引起之种种浪费。此仍然是内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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